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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藏学论点摘编第二十期
更新时间:2018-05-18     点击:929 次

 

 晚清藏区藏俗改良运动述评
        晚清时期,驻藏大臣在藏族地区开展的藏俗改良运动,不仅是藏区新政的一部分,也是全国新政运动的一部分。驻藏大臣借助在藏区新政的推行,一方面对西藏旧的政体进行了较大改革,以让西藏地方处于中央政府的绝对控制之下;一方面试图让藏族地区与汉族地区拥有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通过对藏族传统社会 中的落后习俗的改良和广兴教育,实现文化同构,为西藏社会的发展开辟道路。藏俗改良运动开启了民智,培育了新风,打破了藏族地区长期以来的文化封闭落后状态。但由于清王朝自身的腐朽衰落,西藏僧俗上层的抵触,群众基础的薄弱以及对西藏政教合一政权的强大力量和对传统习俗的超稳定性缺乏深刻认知,导致藏 俗改良运动失败。这场运动,是驻藏大臣落实清政府在全国推行民风民俗改良统一部署工作的一部分,并非驻藏大臣自己设计实施的专门针对藏族地区而采取的措施。在运动过程中,虽然确有一些方法措施显得简单、粗暴,但似乎与大民族主义无关。(余仕麟,《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 10期)
        
        
清初土司政治秩序在嘉绒地方的重建及其影响――兼论金川之役爆发的缘起
         自雍正初年,清朝着手在藏东边地重建土司政治秩序,从制度层面强化对土司的常规性控制,重点规范各土司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土司政治新秩序中建构起来的中央王朝与土司地方的新型政治关系,同嘉绒土司历史上固有的政治传统存在相悖之处。当新秩序深入嘉绒地方后,土司立足于传统的政治观念选择接纳或抵制。基于 此,金川之役缘起的阐释应置于中央王朝与嘉绒地方双重视角及其相互关系的长时段演变中重新思考。(邹立波,《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关于元代藏传佛教噶当派的几个问题
         噶当派是藏传佛教的一个重要教派,元代是噶当派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由于噶当派支派分散,注重经典修持,参与地方政治不多,因此在元代西藏历史研究中提及噶当派的论著不多。元代近百年中,噶当派起初由于自身态度受到蒙古势力的打击,之后很快得到恢复,对由元王室支持的萨迦派掌管西藏地方政教权力大部分表示 支持,也有小部分心存不满,终抵不过潮流所趋,随着萨迦派的关系与元朝廷建立了联系,完成了编辑纳塘版大藏经的巨大工程。梳理噶当派在有元一代的延续和发展脉络,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研究藏传佛教各个教派的历史。(陈庆英,《西藏研究》2016年第4期)
        
        
敦煌文献中藏文字形及书写特点的研究
         藏文字符是藏语的书面表现形式,藏文字形又是藏文字符的书写形式。现代藏文文法把藏文字形分成乌金体和乌梅体两大类别。不同时代的藏文书写方式承载着那一时代的藏文书写特点及文法规范等一系列信息。研究不同时代藏文的书写特点不仅可以了解当时的藏文书写形式,也有利于探究藏文书写、文法等的演变。文章以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影印版中的藏文字形为研究对象,仔细研究了敦煌藏文字形的书写特点、笔画特点、结构特点等;再把敦煌藏文字与现代藏文字的书写、文法进行比较,指出了敦煌藏文文献中字符的书写、文法等与现代藏文字符的书写、文法等的高度一致性,说明了一千年前在书写敦煌藏文字符时,藏文已 经很成熟、很发达;敦煌藏文字符和文法与现代藏文也存在细微差别,从中能找到藏文在发展、使用过程中不断统一、规范的痕迹。(高定国,《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茶马古道及其对茶文化传播的交互影响探析
         文章梳理了茶文化在茶马古道上的传播,尤其是生长于云南银生诸山的普洱茶,因其独特的地域性使得茶马古道上的商贩必须翻山越岭长途远征以获取它。同时,西域回鹘民族的恃茶习惯使得丝绸之路逐渐向茶马古道转型,伴随着更多民族全民饮茶习惯的扩散,茶马古道也在不断扩展,向西亚、南亚、东南亚等地延伸, 终成为一条横跨世界屋脊、连接东西方不同大陆不同民族的文化传播纽带。进一步深入研究茶马古道,将拓宽山地研究与一带一路战略关系的视野,激活历史的 血脉,促进与西亚、南亚、东南亚及世界的协调创新和开放共享。认为山地文明的交流传播与道路的开通关系甚大。藏民恃茶的习惯催生了茶马古道的兴起, 道网络的形成和繁荣又促进了茶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彭玉娟,邱健,昌邦,《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苯教理论体系下的藏族早期丧葬仪式研究
         每一种地域性文化现象都是与其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相适应的结果。从文化的产生和延续来看,吐蕃时期佛教传入之前的丧葬文化是由外在地理环境、宗教文化背景以及内在丧葬文化传统和丧葬审美心理共同作用的结果。长期生活于高海拔地区的藏民族,包括丧葬在内的宗教、生产技术、生活环境,以及相应的民俗和艺 术创造因素都决定了藏民族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发展的丧葬文化,丧葬既是一种民俗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各地区的人们按照各地区生存环境和宗教信仰的不同而对死亡非常重视,人死后都要举行隆重的葬礼,并因此而形成各种各样的丧葬习俗。丧葬习俗实质上是社会文化的折射,活着的人举行各种活动和仪式性的行为,对死 者表示哀悼,对尸体进行处理,体现的是这个民族在一定历史阶段中对灵魂、对生命、对生与死的认识。丧葬仪式作为人类共有的风俗习惯,它既是生存环境所造就的文化现象,又是宗教观念的文化行为。佛教传入之前,以苯教一统天下的吐蕃社会的每一种文化现象的理论支柱几乎都是苯教教义。虽然苯教与各种丧葬习俗的产 生没有直接的关联,它与藏族早期生存环境息息相关,但是苯教的产生和完善为后期藏族丧葬习俗的体系化和复杂化创造了条件。早期的藏族生存环境对石棺葬、天葬、土葬、水葬的产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并在苯教理论体系的影响下各种丧葬仪式在藏区传播和延续。直到佛教传入吐蕃以后,占主导地位的苯教失去了统治阶层 的扶持。佛教理论体系替代了丧葬习俗的文化阐释权,进而苯教被逼出了吐蕃历史的舞台。(罡拉卓玛,《青海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
        
        
藏族的高原适应――西藏藏族生物人类学研究回顾
         藏族生活在具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特殊的生态环境和特殊的文化背景造就了藏族特殊的高原缺氧适应机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浓厚的研究兴趣。文章根据国内外数据库的文献并结合研究工作,从高原适应的角度回顾了30多年藏族人类学研究。回顾显示,藏族由于长期生活在高原缺氧的环境中,不仅形态和机能发生了适应性变化,而且体成分也表现出相应的变化,体现了形态、机能和体成分的统一。这些变化是长期进化形成的,与安第斯山人等有明显不同,就是 在同一高原生活的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的藏族乃至尼泊尔和印度藏族的体质也表现出地域差异,这些差异的产生是多种因素所致,两个关键性的基因是导致高原人口高原适应机制不同的最主要的原因。(席焕久,《人类学学报》2013年第3期)
        
        
藏族神话发展阶段研究
         藏族先民认为每一则神话都真实记录了祖先经历的历史事件,每一个神话人物都是曾经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因此,人们在创作新神话的同时,依旧保留旧神话,使神话的内容伴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由此使神话逐步经历了物活论阶段、有灵论初现阶段、人格化阶段。佛教传入藏区后,藏族神话大量吸收印度 神话的内容,藏族神话进入了佛苯融合阶段。这4个阶段,是藏族先民对世界的起源、创造、初始事件以及神的典型行为的宗教性的叙述,每一个阶段都保留着明显的历史痕迹和当时社会人的思维特征。(扎巴,《中国藏学》2016年第4期)
        
        
滇西藏区地方社会中的天主教――作为分类体系的宗教与村落生活秩序的践行
         通过对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茨中村的天主教的人类学观察,可以理解当地天主教在村落中的存在,以及其与藏传佛教的关系。天主教和藏传佛教一起,不仅仅是以宗教的身份存在于村落中,更是一整套生活实践规则。两者一起组成一组二元对立的概念,成为村落内部社会分类的标准,并且形成一套新的秩序,保证 了村落公共生活层面的稳定有序。宗教的社会分类系统,以及关于村落起源的历史叙事,共同揭示出一种对于异质化社会的整合过程,并且保证了完整的村落成为公共性事务中的主体存在。回到当下的茨中,这样一套宗教的社会分类系统面临着新的改变。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村落的逐步开放,原先宗教身份保持和改变的大 环境正发生变化。另一个原因也在于村中的年轻一代开始反思信仰本身的意义。相比于父辈祖辈的实践,年轻一代更倾向于将实践与意义分离,即无论是天主教还是藏传佛教对于他们来说都不仅仅是一套生活实践规则。他们并不满足于正确的行动,而是更加关注于信仰本身的正统问题。这些因素必然会对当下的状态带来改变, 而茨中村的天主教和藏传佛教是何种存在的答案也可能有新的变化。(胡梦茵,黄剑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