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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藏学论点摘编第十九期
更新时间:2018-05-18     点击:831 次
 

新发现的两件班丹扎释法旨及相关史实考述

新近发现的宣德六年(1431)和正统十四年(1449)的两件法旨,由北京大隆善寺发往氓州大崇教寺,是目前最早的关于班丹扎释的藏文资料,在明朝驻京藏僧的资料中极为罕见。第一件涉及大崇教寺法脉传承,第二件事关寺院财产分配。这两件法旨对研究班丹扎释、大崇教寺乃至明代藏传佛教都具有重要价值。文章 译释了法旨内容,并结合法旨内容初步考述了大崇教寺的创建时间和法脉传承。(李志明,洲塔,《中国藏学》2016年第3期)

藏学学科再思考

藏学是一门包括语言学、历史学、宗教学、文学、艺术学、地理学、戏剧学、天文历算学以及藏医药学等多种学科在内的综合性学科。我国的藏学研究在众多学科领域内,凭借其区域优势、文化资源优势和文献资料优势,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并通过与国际藏学界的多渠道交流,呈现出这门学科国际化的“显学”特点。从目 前的发展趋势而言,藏学学科的理论建设、学科体系建设以及学术研究规范化等方面还需进一步建构、理顺与匡正。文章立足于藏学研究现状,通过藏学与藏语言文学、民族学学科的关系梳理,提出“狭义藏学”与“广义藏学”的基本概念,分析目前藏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学科层面上的探讨,为进一步建构藏学学科 理论提供参考与借鉴。(万果,《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

藏传佛教在美国传播的田野考察

论文依据田野的体验,分析了美国人接受藏传佛教的自身原因,由此提出藏传佛教在美国和中国的主要区别,并揭示藏传佛教在西方发展的趋势。19世纪30年代 后,由于乔玛发表了对藏传佛教经典《甘珠尔》和《丹珠尔》的分析文章,西方人有了对藏传佛教教义内容的阐释,由此开始了西方以经文的研读为内容的佛教经典学。其后相继出现了很多研究佛教的学者。藏传佛教与美国宗教从异域的神秘到融合,打破了基督教、天主教和犹太教占据美国社会的局面,成为美国宗教的一个组 成部分。形成这种局面,除了由于藏传佛教显密教义和修行方便外,从美国人自身看,逻辑思维的思辨性,挑战式的探索性,主动式的参与性,希求精神体验、向往 圣性空间是其四个突出原因。为了适应西方快节奏的社会秩序,藏传佛教各大教派在异域文化中传播时,将现代科学的方法和视角与佛学内容相结合,使佛法的思辨 与科学的思维相融合,将现代医学、心理学、营养学等融入藏传佛教修学的讲解和修持中,将今生修炼与人性回归,以及人类对幸福的追求结合起来,以藏传佛教瑜 伽禅定为基础,传播佛法的定慧之学,以“美国化”方式让美国人从自身的经验中进行闻、思、修,体会和接受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在西方既有变迁中的传承,又有 传承中的变迁,以其特殊的结构和运行方式,在西方的文化中传播佛法的显密要义和修行法则,形成藏传佛教在西方文化中存在和传播的局势,使藏传佛教成为跨民 族、跨文化和跨区域的宗教。(白玛措,《中国藏学》2016年第3期)

清代藏语言文字的发展及其特点

藏文不仅是一种准确拼写语音的音素拼音文字,而且也是一种完整、独立的文字体系。它的创制并不是对印度文字的简单模仿,而是吸取其精华,加以再创造。因此,藏文许多特点是印度文字所没有的。藏语言文字在不同时期都有其不同的特点与发展变化,清代藏语语音简化、声调产生、前置的语法表达系统变为后置系统, 并由粘着性质的形态格局经过曲折化的阶段向虚词结构过渡等,以及出现了反映社会变迁的新词、新语、新文法、方言、文字等。清代不仅藏语言文字有很大的发展变化,而且涌现出一大批藏族语言学家、翻译家等推动藏语言文字发展的人物及其撰写的有关藏文双语、多语辞书和藏语言文字著作。(周润年,张屹,《中央民族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美国藏学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美国藏学即在美国使用藏语或通过与藏区当地人互动来从事与藏区有关问题的研究,包括藏区的历史、宗教、政治、语言、文学、艺术、民俗。作者绘制了一幅美国藏学历史和现状的全景图,并厘清美国藏学家的师承关系,揭示这一学科的发展脉络,同时分析美国藏学存在的问题,认为路径依赖的存在导致藏传佛教研究在美国 藏学界独大的局面。进一步的,作者评估了美国藏学发展的未来趋势,指出藏传佛教研究的优势地位不会在短期改变。和美国的许多区域研究一样,美国藏学之兴起很大程度上获益于外部智力资源,特别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来美国的喇嘛和活佛。这些开拓者把自己的语言和宗教知识传授给美国学者,使得美国的藏学迅速完成本 土化。不过这种知识的传授也带来的一种路径依赖,这些僧侣的美国学生和再传学生绝大部分继续从事宗教学,使得藏传佛教研究在美国藏学中处于独大的地位。区域研究培养出来的藏学家因其关注点的多元,固然有助于打破藏传佛教研究的独大地位,可惜因区域研究在学术市场的弱势,并不足以完全消解这一独大地位。现当 代涉藏议题的敏感性又让众多社会科学家望而却步。故而未来十几年,藏传佛教研究想必依旧会在美国藏学中处于独大地位。对于中国来说,正在推进中的“一带一路”倡议使得区域研究成为必需和急需,而美国的藏学发展史恰恰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如何更好地开展中国的区域研究。由于区域研究传统上并不是一个受到重视的研 究领域,国内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真正从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研究的专家并不多。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使本国人才匮乏,也是可以发展区域研究的,只要引入外来的智力资源建设本国的人才库就行。以中亚研究为例,中国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完全可以从中亚五国、阿富汗聘用优秀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 学家、社会学家和语言学家来任职,借助这些本地专家的专长,培养中国自己的中亚区域研究人才。如此一来,中国可以迅速完成对中亚地区的常识性积累,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励轩,《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第2期)

试论吐蕃赞普世系与佛苯之关系

公元前11世纪以来,青藏高原随着象雄、雅隆和苏毗三大部落联盟的兴起,逐步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最终,这一局面以雅隆部落的日渐强大,及其对象雄、苏毗的征服而告结束――雅隆部落统一了青藏高原,建立起吐蕃王朝。值得关注的是,雅隆对象雄的政治军事征服与雍仲苯教向雅隆的宗教传播,恰巧是相对的两个方 向。当雅隆部落将雍仲苯教作为自身的主体信仰之后,随着雅隆部落的发展壮大,雍仲苯教在吸收吐蕃本土和其他区域的苯教仪轨的基础上,发展成如今通称的“苯教”。那么,从吐蕃王朝的第一位赞普聂赤延续至末代赞普朗达玛,苯教与吐蕃王朝赞普世系的关系具体为何?其间,印度佛教的传入,又会对苯教与吐蕃王朝的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文章通过对相关史籍的解读,探究吐蕃王朝时期,赞普世系、苯教和佛教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其演进的历程。(何贝莉,《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

百年来汉藏关系史研究及相关问题

汉藏关系或藏汉关系,于唐代而言亦称唐蕃关系,这与之后内地与西藏地方关系或者说藏区与中原各民族关系是一脉相承的。因此,这里所谓汉藏关系或藏汉关系并不是狭义的汉族与藏族的关系,而是广义的表达,指以藏族为主体的藏文化民族与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多元文化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宗教、 文化等诸方面的关系史。在藏学领域甚至在中国史研究领域,汉藏关系史都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边疆史地研究经久不衰的话题。文章在梳理相关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对1911-2010年百年来的汉藏关系史研究主要成果作了系统介绍和总结。(王启龙,《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 期)

基督教与藏传佛教的相遇:德国摩拉维亚传教士在西喜马拉雅地区活动考

德国摩拉维亚传教士是最早到达西藏地区并在西藏地区活动最持久、规模最大的一个德国人群体。摩拉维亚传教士与藏传佛教的相遇呈现出与天主教传教士极为不同的面貌,他们对藏传佛教的认知和书写打上了深刻的新教烙印。由于时代原因,摩拉维亚传教士对藏传佛教的描述和评论普遍存在负面化甚至妖魔化的倾向,摩拉维 亚传教士的活动所带来的西藏与西方的文化交流也极不均衡。不过摩拉维亚传教士在藏民族中传教的历史也为研究近代以来的基督教与藏传佛教关系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案例。(赵光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乾隆末年“藏军营制章程”的创建和影响研究

乾隆末年两次廓尔喀战争结束后,清代中央政府亟需建立一支常备的武装力量以维护西藏地方的安全与和平局面,“藏军营制章程”应运而生。“藏军营制章程”作为清廷治理西藏的重要制度安排,包括了藏军的人数、编制、粮饷、装备、训练和管理等各个方面,是藏军日常运行的体制规范。“藏军营制章程”的颁行和实施是 清代中央政府在治藏方略上的一次标志性变革,这次变革不仅为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建立了一支常备的武装力量,而且从根本上加强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顾祖成,李红阳,《西藏研究》20165期)